我们黄家弟兄姐妹7人，女娃子中数宗英最小，大家都叫她小妹。我也“小妹小妹”地叫惯了嘴，实际上她长我一岁，是我最亲近的小姐姐。我小时候特别地怵窝子，难得迈出自家四合院的大门一步。6岁那年，宗英姐领着我爬过北京西城顺城街小学的大木门槛前去参加入学考试，还给我买了许多好吃的，以解除我遇到生人的紧张心理。可我一进课堂，见那阵势顿时脸色煞白。主考老师摸着我的头微笑道：“别害怕，你在家里都跟谁玩呀？”我吮着手指低着头：“跟小妹玩。”“噢，小妹是你什么人？”答曰：“小妹是我姐。”老师闻罢连连摇头，连姐妹都分不清还上哪门子学呀！于是我这个高智商的低能儿，当年竟被拒于学校大门之外；而“小妹是我姐”这句“真言”流传至今，成了鄙人的一大笑柄！
我在家跟“小妹”姐怎么玩呢？最喜欢玩“过家家”，还假装做买卖的小贩，有时戴上面具敲着锣鼓耍一通……这些游戏和后来的卖艺生涯十分贴近。长大了些就玩画画，摆泥兵阵，捏泥娃娃等。一次我们见院里堆着好多奇形怪状的劈柴，姐弟俩就别出心裁相对而坐，想雕刻出一只展翅的雄鹰，不料我一用力顺手把姐姐手背上的肉削去一条，顿时鲜血淋淋，我顿时吓得脸色煞白。“小妹”姐怕大人知道骂我，硬是咬着牙没吭一声，捂住伤口自行包扎。至今她手背上还遗留着一条长长的刀痕。
先父过世很早，坐吃山空，8口之家生活日益艰难。大哥宗江率先下海卖艺，宗英15岁那年亦自动辍学，千里寻兄来到黄浦滩混口饭吃，以减轻家庭负担。我则随着母亲、二哥、四弟回到温州老家，依靠几亩薄田、半座老屋度日，宗淮执教于平阳师范，杯水车薪，贴补家用……就这样我和四弟宗汉总算还能凑合着在家乡继续求学。
俺“小妹”姐天资颖悟，勤奋好学，演戏入门很快，一时成了南北驰名的剧坛新秀。她平日省吃俭用，把自己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钱，不断地往家里寄，年迈老娘为此愁容顿消矣！
总算熬到抗战胜利，走江湖卖艺的宗英结了婚，就在古都北平安了个家，为的是能早日把几个弟兄接出来升学。我是1946年考入燕大的新生，而宗江、宗淮则是北上返校复学的老童生，弟兄三人聚首于未名湖畔，同住一室，攻读书文，在门上贴了个“黄寓”标志，一时传为佳话。学费分别由三姐妹分担，生活费和每个月的饭费则几乎全由“小妹”姐包了。过不了多久，她又把最小的弟弟宗汉和年过半百的老母接到自己身边。顾兄恋弟、孝敬父母若宗英者，就在当时也不多见。我大姐二姐毕业于南开和齐鲁这两个名牌大学，我们哥几个又都是燕京的，惟独宗英学历最浅，仅仅初中毕业，她后来之所以能成为知名的作家，以耍笔杆子为职业，纯粹靠自学勤奋成材。
一次，外甥女带着几分惶惑地问我：“妈妈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个贤妻良母，怎么这几年忽然成‘女强人’了呢？我对不上号。”我笑说：“女大十八变嘛！”回想三十多年前，我到“小妹”姐家去时完全是另一番情景：上有公爹高堂，下则儿女成群，屋里屋外全是孩子，简直是个小型的家庭托儿所，我那个什么也干不来的老娘也在一旁跟着添乱……赵丹夫妇喜欢孩子是出了名的。宗英偶然家来，忙忙活活地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还算比较成功，就像她扮演《家》里的梅表姐，《北京人》里的“愫芬”那样自然、自如，那样地一厢情愿。近年来，夫君过世，儿女成人，纷纷离巢远飞，“小妹”姐才能尽心尽意地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干自己所向往的、早就想干的事情，于是显示了自己个性中倔强的另一个侧面。
近年来，由于赵丹去世，从人之常情觉得“小妹”姐孤孤单单，坎坎坷坷，曲曲折折，传闻纷纷。每当节日，北京的兄弟亲人们团聚时，惦记“小妹”姐不禁黯然神伤。但往往突然间她又出现在我们面前。她虽然满头白发，却依旧乐乐呵呵，说不完她的各种畅想和梦境。
（摘自《戏里戏外》，黄宗洛著，东方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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